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凡是知識分子，應該有這樣的志向和抱負。出世修道，也同樣是「為天地立心」。因為維持文化精神的人，雖寂寞窮苦，但是他們是「為天地立心」；而那些延續人類文化於不墜的人，就是「為生民立命」，在佛學上講，就是延續「慧命」。
「為往聖繼絕學」，就是今日我們所說的孔孟之道，這是我們中國的文化。說來非常可悲，已經是命如懸絲了。這一民族文化的命運，如千鈞的重量，只有一根絲在吊住，連我們這些不成器的人，也被稱作學人。而我們自己反省，並沒有把文化工作做好，而且白髮蒼蒼，垂垂老矣。再往後看，還未曾發現挑起「為往聖繼絕學」責任的人，所以青年人要立志承先啟後，而且能繼往才能開來。
與這四句話有同樣精神的，是佛家《六祖壇經》中的：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，二者雖儒佛不同，但意義相同，不要有門戶之見。
孟子在這裡，為中國文化思想哲學，立下一個千古不移的原則。他說，「仁言」不如「仁聲」那樣能夠深入人心，產生較大的作用。也就是說一切言語文字的教化，比不上聲望的影響。「善政，不如善教」，好的政治，不如良好教育對人的影響，因為受教者是終身穫益的。「善政，民畏之」，一個好的政治方案，好的法令，可以應付現實的問題，但其利益、效果，到底有時間、空間上的限度；時過境遷，則當別論，不能對永恆的未來，有所改善。教化則不然。「善教，民愛之」，如孔孟之道，千秋萬代，永遠有益人類，太陽沒有毀滅以前，他的價值永遠存在。所以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」，這句話對於低吟「命薄不如趁早死，家貧無奈作先生」的教師們，是一種鼓勵，可以寫來貼在案頭，自我安慰一番了，因為教育家負擔的是善教之責。
孟子申述，良善的政治，固然得人民的愛戴，「善政，得民財」，一個方案下來，可以立即得到利益。但施政必依法令，法令對人總有所限制，老百姓遵行法令，多出於怕犯法的心理。「善教，得民心」，對於善的教化，老百姓就以歡喜的心情，愛好的心情而接受。所以善政就得民財，善教就得民心。
中國上古的政治哲學，是「作之君、作之師、作之親」三者並重的，也是相互兼施的。為政者是作之君，是領導人；同時也是作之師，兼負了教化的責任；也是作之親，像大家長一樣，養育百姓。後來，君道與師道分途，兩者始終不能合一，這是人文歷史的演變。
恭錄自南懷瑾老師講述《孟子盡心篇》上篇╱ p. 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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